凡人 发表于 2022-3-14 12:30:38

AZ研发科学家专访披露使用最广新冠疫苗秘辛


AZ研发科学家 专访披露使用最广新冠疫苗的秘辛

65天,从设计进入临床,英国牛津大学疫苗团队在2020年缴出漂亮成绩单。至今,牛津/AZ疫苗已为全球供应26亿剂次,是逐步解封的重要功臣。两位关键推手接受《远见杂志》独家越洋专访,亲自揭开研发AZ疫苗的幕后秘辛。

从第一款新冠肺炎疫苗获得核准,一年多的时间以来,全球已施打超过100亿剂的疫苗。这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疫苗施打计划。

其中,由英国牛津大学研发、阿斯特捷利康(AZ)制药公司合作生产的牛津/阿斯特捷利康疫苗(以下简称AZ疫苗),虽然不是最早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批准使用的一支,却因易于储存及非营利的价格优势,成为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新冠肺炎疫苗。

国人接种AZ疫苗量,已超过1500万剂次

在与印度、南韩等地合作生产下,AZ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以成本价大力挹注疫苗给中低收入国家。在联合国公平分配疫苗的”COVAX”计划中,超过1.4亿剂是AZ疫苗。这也是台湾最早施打的一款疫苗,在台接种剂次超过1500万,是国人接种最多的新冠疫苗。

在畅销著作《疫苗先锋》(Vaxxers)中,两名牛津团队的科学家莎拉.吉尔伯特(Sarah Gilbert)与凯瑟琳.格林(Catherine Green),不藏私地分享这一年多的紧凑经历。同获大英帝国勋章肯定的她们,不仅讲述疫苗如何被设计、试验及取得许可,也真诚分享支持自己马不停蹄超时工作的使命感,以及在校区会见英国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的特别经验。

当这番成就将科学家们从实验室拉入媒体焦点,她们一方面苦涩地体会到,新闻标题如何以引人点阅、却有些粗糙的方式,诠释她们复杂的实验结果;另一方面,也认知到科学家的作为需要被大众理解,才能赢取信任。

身为真正研发这款疫苗的人,吉尔伯特与格林决定亲口向所有已施打或不愿施打的人解释:

是的,这是史上研发最快的疫苗之一,但不代表它比较不安全。他们知道这里头放了什么,又可以为大众的身体做些什么。

在《远见》独家越洋专访中,她们更指出英国防疫政策可以向台湾学习的地方。以下为精华摘要:

《远见杂志》问(以下简称问):AZ疫苗研发是如何开始的?

吉尔伯特:身为对抗流行性疾病的疫苗研究者,我一直都相当关注前所未见的新病毒。因此,2020年初的新闻,便引起我的注意。大概在1月5日时,我们已决定要针对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研发一款疫苗,即使还不确定是否会派上用场。

这可能只会是一个展示我们有快速应变能力的研究计划。但如果真的有必要,我们就得立刻开始、全速前进。当然,最后确实派上了用场,所以,幸好我们开始得早。

格林:当时我们考虑到,要等待下订制作的DNA序列送来、让细胞制造(腺病毒),都各需要几周时间。如果在这段期间病毒消失了,大可以就此打住,不再推进。不过,到了1月底时,疫情发展已让校方非常严肃以待。我们与免疫学家、流行病学家、数学家等各部门同事,每周都举行会议。我想,在英国,我们能行动得这么快,是因为跨部门的共识与合作。

问:过往疫苗问世都要耗费数年以上,你们如何做到在一年内就完成研发,并获得核可?

格林:首先,是我们拥有的(腺病毒载体)平台技术。经过长年的研究积累,我们对如何制作、测试疫苗的整个过程,都已经相当清楚。

在此之前,研发最快的,是1960年代推出的腮腺炎疫苗,而现在的科技已经比那时进展非常多。例如,我们透过网络,就立刻下载了武汉发现的病毒序列,实验室的工作速度也快上许多。

另一点,是我们决定承担财务上的风险。虽然我们对自己的疫苗很有信心,但并不知道它是否真能对抗这个病毒。所以,通常是等试验结果出来后,才会开始生产疫苗。但这次我们先预设一切都会顺利,很早就开始启动生产。假使后来疫苗没有效,我们就会浪费一大笔开销。

吉尔伯特:在非疫情时期,通常的作法是先进行一期试验,检视数据结果。申请资金来进行第二期试验,再分析结果。以此类推。

但这次,我们没有任何停顿。我们预先计划、部署,在一期试验时,就做好一切准备与申请作业,所以一旦一期结果出炉,就可以立刻进入二期。这是相当耗费心力与金钱的。

格林:监管机关的反应也很及时。他们把新冠肺炎相关试验排在审查的第一位,且逐条审查我们发去的每一份最新信息,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等所有结果出炉才统一审查。这也是疫苗如此快速到位的一个因素。

产学合作模式,分担风险又有效率

问:在研发疫苗中遭遇到哪些困难?资助疫苗开发的最有效方式是什么?尤其在疫情爆发期间?

格林:我们从研发中东呼吸症(MERS)这种冠状病毒感染症的疫苗中,累积宝贵经验。从起步、生产到早期试验,都知道怎么进行。但要进展到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第二、第三期试验,物流就变得很复杂。

AZ公司加入后,我们也必须学习如何将技术转移给他们,而且确保他们能维持相同的质量标准、将疫苗递送到全世界。其中许多环节,是我们原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吉尔伯特:幸运的是,我们召集到一个庞大的团队。其中许多是从实施社交限制的大学实验室借来的其他研究团队成员,因此,也可以说,疫情间接地为我们提供帮助。

我想要更有效率地研发疫苗,就需要采取一个与现行相当不同的进路。过去,是由企业决定是否研发一款疫苗。企业有服务股东权益的责任,而疫苗大多赚不到什么钱。再加上,如果感染潮没有爆发,研发的疫苗就会亏一大笔钱。

透过学界与企业合作,我们可以分担这些风险,并让整个过程更有效率。我期待,未来可以看见更多这样的合作。

另一个方式,是善用平台技术。我们可以用同一套程序,开发出不同的疫苗,这包括设计、制造方法、剂量计算与疫苗储存,而不需要发明新的制程或建造新的工厂。

问:你们分析这场疫情何时会结束?许多人认为,全球性大流行正转变为地区性流行病,能解读成这场战役接近终点了吗?

格林:未来是无法预测的,我们无法回答什么时候疫情会结束。而且,也不是说地方性流行病就很和缓。例如,疟疾在许多国家属于地区性流行病,但依然非常严重。所以,不该掉以轻心,认为大流行一旦转为地区性疾病就没问题了,因为显然不是这样的。

不过,与2020年初相比,我们对这项疾病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知道如何提供免疫力低落与未打疫苗者更好的治疗。包括牛津在内的许多国际团队,也持续针对新变种株研发疫苗,一旦有需求,就能派上用场。

吉尔伯特:随着全球疫苗覆盖率上升,我们看见重症与死亡数目都显著下滑。虽然感染例依然很多,我们也仍然需要关注疫情发展,但与2020年相比,疫苗施打确实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处境。

建立病毒侦测机制,比追求清零更重要

问:”清零”政策及”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哪一种比较合宜?我们该如何迈向与病毒共存的未来?

吉尔伯特:政府的挑战,是要在前景未明的状况下做出决策。如果当初疫情在中国受到控制,封城与尽可能抑制传播,就会是正确的作法。但当它演变为全球大流行,就是全然不同的情境了。

早期控制做得很好的国家,死亡人数较少、要面对的问题也没那么严峻,但他们也必须接受变种病毒还是会在国内流传的事实。所以,有些国家较早决定”与病毒共存”,有些国家可以较晚做出决定,这与疫情初期扩散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在英国,等到我们认知到危机,病毒已经扩散得相当广了,要去抑制传播已经太迟。

格林:当时欧洲在实施强硬的公卫限制上,有比较大的困难。但如果时光倒流,我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向其他作法学习。疫情刚爆发时,西方没能让大众戴上口罩。但在早期就实施社交距离等非药物性的干预措施,还是很有帮助。

也许,一开始就让大家待在家里,可以为往后几周省下数十亿元的经济损失。例如,我们应该要能在疫情初始,就从台湾的经验中学习。你们一开始就执行公卫限制措施,这为你们争取了时间来等待疫苗。

现在,即使变种病毒扩散,感染者的症状也不这么严重。在美国死亡人数已超过90万。在英国有超过15万人因感染新冠肺炎丧生。这些数字原本可以更低。

吉尔伯特:与病毒共存,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状态。只是我们的科技通常能避免病毒占据上风,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因此,我想全球必须合作维持一个良好的侦测系统,并更加了解存在的各种病毒。

世上有许多偶尔也会感染人类的病毒,它们可能会在持续传播中突变、进化,变得愈来愈善于在人类间传播。

监测到初期的小规模爆发,并予以控制,非常重要。我们也需要针对时常感染人类的病毒进行研发,并备好疫苗,以便在早期爆发时便抑制它们。

问:人类可以从这次疫情中学到什么?

格林:我想给出一个正面的答案。无论在实验室内外的亲身经历,我们都看见许多人,以利他的精神协助彼此。很多人愿意无偿提供协助,不仅提供科学专业,也在小区帮助长者。并非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当情况艰难时,我们是能团结起来互助的。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并据此做出未来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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