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整死刘少奇屡次饶恕邓小平

行者

毛泽东为何整死刘少奇屡次饶恕邓小平


由于“文革”中提出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多人都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绑在一起。事实上这两个人仅仅是在工作组问题上在一起，政治上、组织上、历史上并不属于一派。由此作为国家掌门人的毛泽东，对两个人的处理也不一样。反观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派组织或高层领导公开提出过为刘少奇平反，包括曾经重新出山的邓小平。文革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出邓小平批周恩来，“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诛心之论，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曾经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也说，“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本文选自文贝个人博客，原题为《文革中刘少奇与邓小平“待遇”的异同》。全文摘录如下。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望着周恩来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6年，地点是天安门城楼中央大厅之外

大厅里，毛泽东已经与陶铸、董必武、陈云等许多人谈过话。事实上，在这次拍摄前，党内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成定局，或许这就是刘、邓两人选择坐在中央大厅之外的原因。照片中三人都露出了笑脸，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望着周恩来，表情略显尴尬，而周恩来正在大笑。

文化大革命中，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概念的提出，以及刘少奇、邓小平从批评到批判，从降职到免职，从开除党籍到身陷囹圄等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大部分都是自下而上的，并不是中央定性后展开的。同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并不是同一待遇，二人有很大甚至是原则性的区别。

“修正主义”，原指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托洛斯基派，毛泽东后来把这个头衔戴到了苏联共产党的头上。由于赫鲁晓夫当时是苏共中央主席，由此把他作为修正主义的代表，称之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中苏论战中得到发挥。文化大革命中，在彭真为首的文革五人小组提出《二月提纲》后，中央把这个头衔又戴在了彭真头上（有人认为指的是刘少奇，这是个误会，认真看一下《五一六通知》就非常清楚）。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概念应属于毛泽东。文革开始后虽然大字报上出现过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在报纸上写的一段话，即后来称之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却明确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不是文化大革命发明的，早在1965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研究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后二十三条”时，毛泽东就提出“这是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时候可能非指某一个人，而是对权力层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者的一种泛指。

1966年8月18日，北京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林彪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显然，在刘少奇因派工作组受到批评的情况下，林彪的讲话指向的是刘少奇。

“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失势以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是他身上的符号，却没有公开点名。


按照周恩来1967年9月18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的解答为什么没有及早批判刘少奇，是“一个人犯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刘少奇的错误是逐渐发展起来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1966年12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矛头无疑是指向刘少奇。虽然1966年12月就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但1967年2月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只是点出“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仍然没有点名。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在“评论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中，第一次在中央报刊上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文章暗指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同时以“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影射手法攻击邓小平。此后，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称的批判刘少奇运动推向高潮。很多人把这篇文章说成是刘少奇被点名批判，其实仍然属于不点名批判。虽然此后刘少奇受到批斗，在中央层面，仍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

据伍健华（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在《百年潮》上所刊发《1967年谁批示同意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一文所述，叶剑英在谈到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问题时，汪东兴对叶说，毛泽东在离京前的1967年7月17日晚20时许，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周总理等一些老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一起开了一个会。会上毛主席谈了他离京后的工作问题，说办公厅主任可以叫戚本禹代理。毛泽东对参加会议的同志说：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

1967年7月中旬，陈伯达在一件关于批判刘少奇的“请示报告”上圈阅同意，并将刘少奇三个字中“少奇”两字勾掉，又在“刘”字后面加上“邓、陶夫妇”四字。7月18日，北京的一些群众组织数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批斗刘少奇誓师大会。毛泽东知道后，让汪东兴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请周总理告诉他们，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在这个语境里，批斗刘少奇是“江青一伙并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是阳奉阴违地组织批斗了刘、邓、陶夫妇”。汪东兴是否有意就批斗刘少奇的问题有意撇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责任，值得进一步揭示。

“刘少奇专案组子虚乌有”。对刘少奇的问题都是归在王光美专案组里。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中，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仍署名“王光美专案组”。

中央1966年5月成立审查专案的主任是邓小平，彭真组组长是周恩来，陈伯达负责陆定一专案，康生负责杨尚昆专案，安子文负责田家英专案。

1967年夏，中央改组了专案审查小组，由周恩来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此后所有中央专案的最终结论都是周恩来签署上报中央会议。军队组主任是杨成武（后为黄勇胜），政法组主任是谢富治。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谢富治，对刘少奇问题审查最后是周恩来签署并报中央会议，而且有报道称，周恩来在刘少奇审查专案结论报告上签批了“此人该杀”（未见证据），此事有待正式文件揭密。根据王光美后来所述，中央根本没有对刘少奇立案，也不存在所谓的刘少奇专案组。

“邓小平专案组值得商榷”。提出有邓小平专案组的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据她说，邓小平专案组设立于1968年5月，而且是在“贺龙专案组”下内设一个分组，是为了“收存有关邓小平‘问题’的材料”。贺龙专案组组长开始是余立金，后来是张秀川。据邓小平女儿毛毛讲，成立“邓小平专案组”，邓小平本人却不知道。5月21日，他写信给汪东兴，要求见主席。毛泽东指示：在2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邓来信，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谈话。邓小平著名的《我和自述》正是专案组要求写的，被毛毛认为是“被迫违心地作出检讨”。邓榕还透露了周恩来的一段批示：“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销。”周恩来讲的是将两人文件从专案组撤销，并不是讲的撤销专案组。显然邓小平专案组是否存在值得细究。

没有像彭真、贺龙、刘少奇一样专设专案组，对邓小平而言有点掉价。同时说明他问题的性质并不严重。

“刘邓撤职”。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把专案组的材料正式提交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这个结果，专案审查的结论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不可能全部掌握审查事实，只能在专案结论的基础上作出判断。

“刘少奇与邓小平的同异”。刘少奇与邓小平都是因为文革第一阶段在派工作组掌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受到批评，从而失势，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但是，在对待两个人的处理上却完全不同。

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七位，邓小平位置没有变化。

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在1966年10月向中央作出检查，从检查内容看，邓小平的检查比刘少奇深刻，态度上有差距。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检讨稿子上作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的批示，而刘少奇却无法获此殊荣。

刘少奇被打倒后受到批判，妻子王光美被立专案审查。但“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虽遭批判、囚禁，却始终没有把他和患难于共的妻子分开，没有遭到诸如刘少奇或其他“走资派”所受的人身迫害和摧残。

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撤销一切职务，而邓小平只撤职未开除党籍。

刘少奇专案组存不存在，值得商榷，邓小平专案组成立是1968年。邓小平只在贺龙专案下设了一个组。这种政治待遇的不公平说明问题性质上的轻重区分。

刘少奇受到撤职并在中南海受到批斗，同在中南海居住的邓小平却没有被批斗。

刘少奇被疏散后住在开封老市委所在地，而邓小平却可以到江西部队住将军楼。

刘少奇被打倒，普遍认为是充当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邓小平被打倒则被认为是因为不听话和林彪的嫉恨。

刘少奇被打倒后负责人是周恩来，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

刘少奇被打倒后很少再与中央高层交流，邓小平却可以通过汪东兴经常给毛泽东写信。

刘少奇被打倒后很少见到毛泽东对其评价，邓小平则多次被毛泽东提起并作肯定性的评价。当戚本禹文章提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小平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在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把他（指邓小平──论者着）同刘区别一下”。毛泽东在1968年九大召开前的视察途中谈到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是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进行过一次涉及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谈话。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邓小平至少是常委。”连邓小平本人也承认：“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这些都是邓小平女儿毛毛在邓小平生前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讲的。

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病逝，邓小平则在1973年重新出山。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完全抛充邓小平？

毛泽东对刘少奇是基本抛弃并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对邓小平是批评教育“以观后效”。

一是邓小平历史清楚。邓小平一直与毛泽东在一起，后来主要在军队工作，没有刘少奇复杂的白区工作历史。

二是邓小平历史上是“毛派”，他在解放前和解放后许多关健时期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充当着一线先锋的角色，并且从来没有夺权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邓小平在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亲自主持落实，把很多人打成“右派份子”和“右倾分子”。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与苏方针锋相对，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形象，使毛泽东大为满意。他是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坚决支持者和实践者。

三是邓小平没有拉帮结派。刘少奇被毛泽东警惕，一个很大因素是建国后他在白区工作时的人进入了中央管理层，形成了事实上的刘少奇派。而邓小平与高岗、林彪、刘伯承、粟裕等高层都有交恶。由于没有担任军队职务，他第二野战军的班底主要将领都转向了贺龙、叶剑英和林彪。这一点让毛泽东放心。

四是邓小平只是执行者而非决策者。刘少奇是一线领导的一把手，而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只是执行机构。既使出现问题也不需要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弱化了他的问题。

五是邓小平不属于刘少奇体系，他虽然在高岗和铙漱石的问题上站在刘少奇一边，但在反右中积极，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在四清中态度与毛泽东相近，在彭真的问题上没有搞到一起。他基本属于红区派，与周恩来等代表的“留法派”也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六是邓小平会检讨。如果看过《邓小平的检查》、《我的自述》和他给毛泽东的几封信，他对毛泽东的虔诚和真诚认错，以及他的“永不翻案”决心令人感动。


很多人认为，邓小平的几次复出是周恩来的功劳，其实是一种误读。虽然邓小平与周恩来都属于留法派，但邓小平与周恩来是一种貌合神离。周恩来曾多次批判过邓小平，而邓小平对周恩来的“错误、过失”讲的比较深刻。邓小平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邓小平这种说法表面上是谈“过失”，其实等于把周恩来与林彪、“四人帮”划了等号。周恩来虽然没有在邓小平专案批示中像刘少奇那样写下“此人该杀”，却没有给邓小平结论留下多少余地。

文革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出，邓小平批周恩来“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诛心之论，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曾经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也说，“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

由于文革中提出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多人都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绑在一起。事实上这两个人仅仅是在工作组问题上在一起，政治上、组织上、历史上并不属于一派。由此作为国家掌门人的毛泽东，对两个人的处理上也不一样。

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派组织或高层领导公开提出过为刘少奇平反，包括曾经重新出山的邓小平。

毛泽东作为国家一把手，文化大革命的任何错误或问题都该承担领导主要责任。无论是“大权旁落”还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都不符合事实。然而既使在文革被否定以后，对刘少奇的迫害，包括刘少奇的亲属在内却将其加在林彪和“四人帮”身上，极少因此指责毛泽东。这样的结果究竟是借用毛泽东这个“钟馗”，还是毛泽东在刘少奇打倒问题上态度不明朗，是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没有毛泽东的态度，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其他中央级老干部的被打倒都难以实现。而这其中有多少是毛泽东的“预谋”，有多少是根据群众揭发或专案审查结论下的决心，需要在证据面前就事论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