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坠机后遭克格勃两度开棺戮尸

凡人

林彪坠机后遭克格勃两度开棺戮尸


林彪坠机后5个星期，十多个苏联人专程从莫斯科赶到坠机现场，十分残忍地挖开坟墓，逐个检验尸体，将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和头颅割下来，耳朵用于鉴定耳廓，把头颅放在架起的柴锅里煮，然后把头骨装箱，带回苏联慢慢研究。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结论万无一失，根据林彪在苏联养伤、养病过程中留下的病历，11月7日，克格勃第三次来到坠机现场，第二次掘开坟墓，开棺验尸。他们详细检查林彪的尸体，并带走了尸体的上半身。他们在林彪尸体的右肺确实发现了钙化的硬块，证实了与病历中的X光片完全一致。本文摘自《“九一三”事件考证》，作者张聿温，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林彪坠机后遭克格勃两度开棺戮尸

林彪坠机现场，烧黑的草地上到处都是飞机的残骸，盖着白布的尸体格外显眼

林彪出逃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极大震动。由于事件的真相是逐渐披露的，这种震动也表现为从猜测、误会到证实后大吃一惊的戏剧性过程，并且一直伴随着种种传说。

（一）中蒙关系再度受到冲击和考验，但缓和的总体趋势最终没有受到影响

从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蒙古当局追随苏联反华，中蒙关系便处于紧张状态。1971年8月22日，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乌兰巴托莅任，标志着中蒙关系有所缓和，开始走向正常化。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因一架中国大型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而出现了某种危机。

9月14日上午，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紧急约见许大使，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注：后来蒙方肯定为2时25分），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经多方察看，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9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得也比较晚，而且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接着，副外长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最后，副外长表示：现在天气还比较暖和，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掩埋，请中方拿出意见。

当天中午，中国大使馆将此突如其来的情况用电报报告给外交部，并请示如何处理。党中央也就是由此得知林彪机毁人亡的。下午6点多钟，驻蒙使馆收到国内指示电报，内容大致是：许大使立即约见蒙古副外长，奉命通知：“13日2时许失事的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请蒙政府立即派飞机载我大使及随员亲往现场视察。”经交涉，蒙方同意派飞机载大使前往现场视察。大使馆再次请示国内，尸体如何处理？15日清晨，使馆收到国内关于死难者尸体处理的指示电，内称：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以便今后将骨骸送回国内。电报没有提及这架飞机的任何情况。

9月15日下午，许大使等4人在蒙方有关方面人员陪同下，乘飞机到坠机现场作了勘察。16日上午，许大使等再度到现场复查。鉴于蒙方没有火葬的习俗，且当地不具备火葬条件，双方协议，就地土葬死者。土葬地点是蒙方建议的，他们走下现场西坡，来到距现场1,100米的一个较高的山坡前，指画着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16日中午，死者无名无姓，每人白布裹身，享受到一口白茬棺木，按照编号，集体葬入一个昨夜挖好的长10多米、宽3米、深1.5米的土坑。掩埋后，没有墓碑，每具棺木的头顶只有一个高出地面的木牌，上书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

由于不知道机上是谁，出于人道主义，中方人员还对“遇难同胞”三鞠躬，表示哀悼。


接下来，中蒙双方就飞机是否系军用飞机、坠毁原因、入境责任等问题，先后举行了5轮会谈，以便形成一个双方签字的文件。出自各自的利益，加之有些问题真相并不清楚，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在所难免，甚至多次发生激烈争论。

9月23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向蒙方索要死者遗体、遗物，但没有成功。

9月29日、30日，蒙古广播电台和《真理报》先后播发和刊出消息，报道了坠机事件，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领空一事，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并要求作出“正式解释”。

事后分析，9月20日以后，蒙古方面根据种种迹象，已揣测出飞机上有一位大人物，并已猜想到林彪，但又难以肯定。以至9月30日晚我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蒙方国防部的外事处长私下“咬着耳朵”问我使馆工作人员：“林彪还活着吗？”我使馆工作人员根据国内指示回答：“一切如旧。”

总起来看，中蒙双方在坠机事件上的处理是理智的，尽管其中有些冲突和不愉快，但在对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双方的配合基本上是友好的，刚刚有所好转的中蒙关系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出现波折和逆转，而是继续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第196页、第272页、第273页）

（二）苏联克格勃积极介入坠机事件，苏联政府暗自庆幸

苏联在蒙古驻扎了大量军队，无孔不入的苏联克格勃在蒙古的活动十分活跃。林彪座机坠毁之后，克格勃很快就介入其中，并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活动。

在中国大使馆人员9月15日到温都尔汗坠机现场勘察前，苏联方面已经捷足先登，抢先到现场拆走了三叉戟飞机的主发动机，取走了飞机上的“黑匣子”。他们的专业人员是从赤塔乘坐苏军直升机飞往现场的，为此，蒙古方面刻意将中国大使馆人员前往现场勘察的时间推迟了一天，以保证苏联方面有足够的时间先行研究、取证。（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第335页）

开始，克格勃并没有弄清飞机的真实情况和死者的真实身份，他们只是对这架英国制造的飞机的发动机感兴趣。到9月20日左右，他们已从种种蛛丝马迹中猜测出飞机上有一个大人物，甚至差不多怀疑到是林彪。为了证实这一点，于是，林彪坠机后5个星期，十多个苏联人专程从莫斯科赶到坠机现场，十分残忍地挖开坟墓，逐个检验尸体，将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和头颅割下来，耳朵用于鉴定耳廓，把头颅放在架起的柴锅里煮，然后把头骨装箱，带回苏联慢慢研究。

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结论万无一失，根据林彪在苏联养伤、养病过程中留下的病历，11月7日，克格勃第三次来到坠机现场，第二次掘开坟墓，开棺验尸。他们详细检查林彪的尸体，并带走了尸体的上半身。他们在林彪尸体的右肺确实发现了钙化的硬块，证实了与病历中的X光片完全一致。

据参与此事的苏联方面人士称，从坠机事件发生到1993年澳洲记者彼德·汉纳姆获准采访当年参与验尸的克格勃人员，22年间，全世界只有4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他们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将军扎格沃兹丁、病理学家托米林。（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第336页）

由于出现坠机事件，驻蒙古苏军一度处于紧急战备状态。


林彪出逃，前往投靠苏联，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选择。就苏联一方而言，事情却未必那么简单。如果林彪叛逃成功，苏联有可能持欢迎态度，为手中掌握一张同中国、同毛泽东对抗的“王牌”而喜出望外；但也有可能感到为难，因为捡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的确，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苏之间的麻烦就难以预料了。库里克的话，也许确实反映了苏联方面的某些真实想法。（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三）国际上议论纷纷，各种猜测和传言不断

林彪出逃后，尽管中国方面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许多公众场合有关林彪的标语、口号、题词、宣传画甚至报纸的提法保持不变，但还是在国际上引起了种种猜测，有些说法耸人听闻，近乎天方夜谭。

中国国内是在国庆节前后开始自上而下地传达林彪事件的。由于当时中国还不开放，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纪律观念、保密观念很强，因此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国外并不知道中国发生了林彪出逃事件。到9月下旬，国际上关于林彪的猜测和议论才多了起来。

最权威的新闻发布是蒙古的电台和报纸。它们在9月29日、30日首次公布了中国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的消息。

最敏感的新闻媒体当属法新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和日本、香港的报纸。奥地利电视台和报纸，9月30日至10月1日援引上述媒体的消息报道：“9月13日凌晨，中国武装部队一架喷气式飞机在蒙古上空坠毁，有9人死亡”；“日本政府部门据法新社消息称，这架飞机是被击落的，机内有被黜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企图逃往国外未遂丧命”。

英国《卫报》10月1日刊登记者莱斯卡萨9月30日从香港发出的报道，内称：不管所传在蒙古发生的飞机坠毁事件的意义如何，这里的分析家却认为，从9月中旬以后，中国领导人中发生了重大问题。人们普遍排除了早些时候毛患病或去世的推测，而赞成环绕副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地位问题的一些说法。林一些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从6月以后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不管是因为生病或是国内的政治原因，林的权威的削弱，都有必要使中国最高领导人重新排队。军事领导人最近几周引人注目地没有露面，这使许多分析家作出这样的推测，那就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特别卷入了当前这场危机；另一方面，周恩来继续不断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并且看来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他可能比以前更为有力。

美国《华盛顿邮报》11月27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记者史丹利·卡诺写的题为《林彪据信已死》的报道，第一个在美国披露了“九一三”事件的消息。

12月14日，香港《快报》刊登来自北京外交界的消息，说一名苏联外交官向一名经常同他打网球的巴基斯坦外交官讲，蒙古所报道的坠机事件，上面有林彪。这是苏联当局派人把9人尸体挖出后，经过严密的生物化验确定的。

1972年1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议论，苏联专家把已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9颗子弹，呈蜂窝形。（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74页）

这些外国报道，用意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出于商业目的抢新闻，有的则是借此攻击和诬蔑中国；有的是消息来源不准确不可靠，有的则是蓄意编造甚或制造谣言；有的表现出迷惑不解，有的则是幸灾乐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