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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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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8 00:39: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干了20年。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那么,杨尚昆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组长张培森在2009年第3期《炎黄春秋》发表的《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一文,透露了一些细节。比如,杨尚昆说:“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另外,杨还说:“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该文全文如下。

  杨尚昆同张闻天有着将近40年的友谊,称得上是知己的战友。2007年为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我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要带电视台人来采访我,约谈关于杨尚昆同张闻天的交往,于是从有关材料中找出了一份1986年杨尚昆的一次谈话记录。这次未曾公开发表的谈话,是他当时应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的一次谈话,时间是1986年8月30日,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这次谈话由于有张闻天的夫人,同时也是杨尚昆的老战友刘英参加,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体验,杨尚昆谈兴一直未减,话题虽然离不开张闻天,然而实际涉及到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而这次谈话目前留下的就是这份密密麻麻的录音记录稿。如今距离那次谈话已经20多年,杨刘二老均已辞世仙去,参加这次谈话的编辑组的同志也只剩下两人,我和编辑组前组长萧扬。为了不让这次难得的谈话湮没,便根据这份录音记录整理成文。

  上海时期的张闻天

  我和闻天两个人是四中全会后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到宣传部去了。闻天那时的思想也都还是受莫斯科训练的那一套,和王明差不多。我知道当时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在上海这一段从他思想来说都还是教条的。不过闻天在苏联确实算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是他。一个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现炒现卖。博古人很聪明,有捷才,善辩。而闻天是接触了实际以后才觉得王明这套不行的。

  四中全会王明是反立三路线上台的,但四中全会后所实行的实际同立三路线差不多,不同的是取消了全国暴动计划,取消了行动委员会。那时甚至闻天也都还没有认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搞的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这一套,那就是靠罢工、示威,搞“飞行集会”。那时南京路上有个先施公司,我们的人就去那儿先放个鞭炮,然后几个人高呼口号,于是行人便围了上来。这时警察就跑来抓人,这样每次我们都要被抓走一些人。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

  面对这种情况闻天就有些感觉,觉得这种办法不行。特别是1932年他出席江苏省委会议的一次讲话,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最明显。那时没有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就是上海市委,我当时是省委宣传部长。当然,他当时思想还没有后来那么彻底。他讲得多的还是从工作没有搞好这个角度说的,总是说没有准备好啦,太仓促啦。但觉得这样搞不是个办法,这一点是提出来了。认为这样搞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淞沪抗战起来时,上海有十三家日本纱厂同时举行罢工,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因为那些工厂都开在闸北,闸北被日本人一占领,工人们就都跑到租界上来了。工人们都有爱国心,于是就组织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维持工人生活,就靠“民反”(全称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一笔者注)在社会上募捐开粥场。每天每个工人可以领两餐稀饭。有一天宋庆龄通过人向我们表示要捐两千元,那时两千元可不简单,是光洋呵。但这时凯丰就主张不接受,我就主张接受。凯丰那时在团中央,我在江苏省委宣传科。我就去跟闻天商量,闻天也主张接受。这样才把这两千元接受了下来,那时我们还办了张报纸,三天出一期。这件事我们还登报公开表示感谢。当时为什么有人不接受,就是说宋是第三党。那时有个公式,说第三种势力即中间派,他的欺骗性更大,比国民党还要坏。这是套的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那个公式。所以总的说来闻天这一段并没有完全脱离教条主义,但是实际工作使得他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

  所以他那时自己的思想活动同他文字上写出来的东西,已经开始发生距离。他这时有几篇文章已经可以看出有点想要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但是那个思想并不彻底。

  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博古和毛泽东

  闻天到中央苏区大约比我早十天。我到了中央苏区时他正在做报告。我一去就先向小超(邓颖超)报到,她当时是中央秘书长。报到后她就安排我住处,我一看那个房里还有张床,她告诉我说那是张闻天的。闻天回来一见面就说,你到啦!好好。并说,我那时(指在上海时)跟你说了句再见,就是指的在这里见呀。那段时期我跟他住一起,在那间房子里差不多同住了几个月。在中央苏区,起初闻天还是宣传部长,我那时是宣传部干事。后来派我去办党校(名字叫共产主义大学)时,闻天是校长,我是副校长,不过实际他没有管。

  编辑组同志问: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罗明路线”错误,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邓毛谢古小组织”的是罗迈(李维汉)。对此应该如何看?反“罗明路线”时我已经到了瑞金。这一段斗争我知道是博古发动的,策划这件事我估计也是博古。那个时候博古叫总书记。为什么说是博古起这样的作用呢?因为斗罗明时我还在瑞金,起初罗明表现很硬的,并不承认错误。那时我同博古都住在一个楼上,博古是同陈云他们两个住隔壁。看到罗明不承认错误,博古就有点慌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斗争发动起来了,他不胜利那他不就垮台了嘛!于是就找了很多人同罗明去说,去劝罗明,说你一定要服从大局,不要这个样子。后来罗明就承认了,承认是他的错误。当然后来整人这个事是罗迈(李维汉),斗邓毛谢古时我已经不在瑞金,但我知道罗迈一去苏区就组织了一个组织局,组织局书记就是李维汉,可以说罗迈掌握了生杀大权。所以我估计这件事策划是博古,具体到整人是李维汉。至于文章嘛是闻天写的,他那时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当然那时他也只能那样写。

  闻天同博古两个原来在思想上基本一致,后来慢慢地他们两个就分开了。因为博古坚持教条坚持得比较厉害,他到中央苏区后就把闻天实际上从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中排挤出去,叫他到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我想当时博古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把毛架空,你虽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按实际的职务来说,具体的工作是在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总理那里。这个完全是按照苏联的一套来套的。第二你张闻天在政府那边工作,你就少管中央的事情。然而闻天同博古他们两个那时一直是有斗争的,思想也是有所不同。博古比较个人突出,闻天这个人毛主席就说他是书生,他是书生气重些,但书生气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这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的文笔是不错的。他去政府工作,这就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单独考虑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机会,特别是同毛主席接近了。因此我觉得闻天转变的关键是在遵义会议前这一段。不过毛主席起初也没有同他交心,是慢慢地才交的呵。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博古同洛甫是一条绳子上两个蚂蚱。王稼祥去苏区去得早,我估计毛大概多少把他的思想暴露的,首先是跟王稼祥。至于对张闻天,他还是先试得试得来的。不过在瑞金他们这几个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那时候反毛反得最厉害的是任弼时。第一次宁都会议恩来是中央代表团团长,恩来还没有到,是任主持把毛主席撤掉了。所以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刘英插话:他真是记得清!)这个人在这方面是这样的。所以任弼时如果他不死,“文化大革命”也非整死不可。我觉得闻天那时也从弼时那里听到过一些反毛主席的话的,开始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弼时那时认为毛主席有些东西不妥当,比如包括肃反他认为毛主席该有责任,但是毛主席从来不认为肃反他有责任。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从动员突围到遵义会议

  长征出发前闻天发表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我们开干部会动员突围就是靠的这篇文章。因为长征之前博古同李德他们两个到过我们三军团,这是他们第二次到三军团,第一次是打广昌(战役)时同彭德怀当场吵架那次。这次他们又来就讲到要突围,就说中央没有内部文件,就是张闻天同志有篇社论,所以闻天那篇文章是代表中央的。不过文章讲得很隐蔽,不懂得一点情况还看不出呢。这里要说一个问题,关于这篇社论我记得上面有个训令,训令上写着“供干部讨论会用”,所谓讨论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开个干部会,师团级或县团级统统说清楚,没有那个事。那时我是三军团政委,顶多是跟师长们说了,连团长都不知道。毛主席多次讲这件事,说没有说清楚,其实为什么一定要说清楚才能走,部队嘛,只要下命令就是喽。

  前方的同志对你们(指长征初期刘英所在的中央纵队一笔者)后头那个“红章纵队”(笔者按:长征初期红军部队按照李德的“设计”,一、三两个主力军团分别列为左右两翼,掩护着中间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杨尚昆所在的三军团担负着右翼的掩护任务。刘英则在当时代号叫做“红章纵队”的中央纵队担任巡视员。)意见大得很啦,甚至叫它“混账纵队”。前方有时要等候两三天,才等得上你们。三军团最恼火的一次是过湘江,因为等中央纵队迟了一天。湘江一仗是同白崇禧的部队打的,打得很苦,损失很大。所以前方一些同志都怪你们,说就是你们把我们拖垮了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央纵队的同志每人都手里拿着火把准备走夜路,前方的同志一看他们在那边走就骂,因为军队里的战斗部队是根本不许点火的。(刘英:不点火的话。那些行李就全完啦!)

  遵义会议我记得是这样的,博古讲完之后第一个报告的是洛甫,他总结长征前面这一段,基本的东西是毛主席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尊重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也比较重视,从毛主席这方面说,我找你一个教条主义营垒的人出来打头阵。接着毛主席做了一个补充的东西,这就讲得比较厉害一点。遵义会议那个文件也是洛甫写的。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不过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闻天的转变可以说同他跟毛主席两个人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接触有关。由于受毛主席影响,毛主席跟他谈了一些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他就站过来了。我看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遵义会议如果要他说王明整个路线错误,我看闻天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里还有个共产国际问题。(刘英插话:那时大家对国际都很迷信。)这一段他同毛主席的关系是很好的。

  关于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是在会理(云南)附近一个村子里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就是我和彭德怀。我还记得就是在一个茅草棚子旁边,也就是露天里开的。我那时脚受了伤,是用担架抬着去的嘛。会理会议主要是批评林彪要毛下台,也牵连到几个军团。因为从遵义出来这一段部队就是走路,那个时候怨言很多。一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也没有说清楚究竟要搞什么,就是下命令。所以部队疲劳得不得了。走的中间你挤我,我挤你,谁的力量大谁就跑得快。一军团同三军团碰到路上谁都不让谁。

  特别是干部团陈赓对一军团杨成武那个团意见大得很,就公开骂,跺起脚来骂。因此可以说那个时候思想是很乱的。

  在这种打圈圈情况下,很多人就跟洛甫反映说,这样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是不行的。对这种打法洛甫也不了解。彭德怀也不了解,因此也跟他讲,其实毛对彭不了解是最不高兴的。这里还有王稼祥军事方面对毛有意见,他又不跟毛直接讲,就跟洛甫讲,洛甫就跟毛讲,毛就发脾气。会理会议本来正式题目是批评林彪写给中央的信,信是要毛下台,要彭德怀出来指挥。但是会上有人却出来说是张闻天到了三军团司令部,同彭谈了多少多少。我就起来作证,我说我是政治委员,整天同彭德怀两个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张闻天没有到过三兵团。所以这就怀疑到张闻天同彭德怀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这根本是个冤枉,毛主席却一直深信不疑。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不然为什么明明是要批评林彪那封反毛主席的信,结果却又要把张闻天同彭德怀拉出来?那个会上非常紧张呵。

  瓦窑堡的一场争论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刘英插话:对。那时开会都在洛甫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刘英插话:我记得还争论得很厉害。)因此东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不愿意,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他们都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就是要脱离根据地,那时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因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怎么得了呢。

  实际上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主张大家都不赞成。所以后来毛主席就改了。东征是走一步看一步,瓦窑堡不是留了一个留守处嘛。但他并没有放弃他那个意见,后来是没有能按计划打胜仗。周恩来、博古他们就留在了瓦窑堡,洛甫没有留,是跟着我们过河的。东征战绩是很不错的,占领了很大一片地方,但是县城一个没有占领。正是这个时候,国民党想要同我们合作,博古还有王稼祥他们一起到了前方,于是中央在山西大麦郊开了会。后来决定回头,就回到了西边。可见那时就有点不同的主张了。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给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插话: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个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他已经同她结婚了,所谓结婚实际也就是那么回事。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去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呵?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系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所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搞得慢慢距离远,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不过会理会议后主要是走路,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分歧。我说闻天同志一方面过去是有些教条,另外一方面他确实很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当然是住得久,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1939年回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反正闻天那里我到了延安是经常去串门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笔者按:张闻天1943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笔记》又申明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可以肯定,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洛甫的情绪就很坏,自己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不是就更好了嘛!你毛主席一个人拿主意去,我离开了。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

  “二十八个半”问题与“抢救运动”

  闻天对王明的印象一直是不好的,这我知道。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时他对王明的印象就不好。所以你要说他佩服王明,那是根本不会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完全是陈伯达他们搞出来的。在延安讲“二十八个半”的时候,他们把博古、洛甫都算上。我就说如果要算,这些人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反中共代表团斗争”时我在支部局,我就算一个反的。博古那时还在,不过他已经不在学校,那时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院。洛甫那时已经到了红色教授学院。他除了礼拜六来一来学校以外,其余时间根本就不来。他当时既不是支部局的,又不是学校学生。所以那个事同他没有关系。抢救运动任弼时同志不赞成,是我听弼时当面跟我讲的,他说这样搞不行。不过那时弼时有些正确主张毛主席也拒绝。康生那个家伙坏透了,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副)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不了台怎么办?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结果斗争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七八点钟都下不了台。几乎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攻这个柯庆施,其实一点证据都没有,就是说什么看到你在街上戴个黑眼镜呵,又是怎么怎么样啦,搞逼供信。后来主席在一次会上就问到,你们开那么长的会干什么?康生你知道吗?康生却说,是他们要开这个会,我就没有要他们开。你看他又这样子说话。

  记得有个叫韩进的在延安审查时把他整得很苦。其实这个人是我过去在上海时,他被敌人抓去枪毙,但没有被打死。脑袋受了伤没有死就躺下装死。晚上一个卖豆浆的老头看他还有气救了他。以后伤稍微养好了一点就跑到租界上找到我,我还给了他几十块钱。延安整他时怀疑他是托派,还说他是日本人,实际都是康生那个“推比法”推出来的,因此就被关过,当时举证就说韩进是已经被敌人枪毙了的。实际上康生那个时候想搞老干部。中直机关就有十几个老干部上了名单要准备抓起来的,房子都准备好了,这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柯庆施这一关没有能攻下来,就觉得没有把握,康生就赶紧收场。如果柯庆施那个时候乱扯一下,那就不得了啦。那个时候还私设公堂,实际上就等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不过范围很小。

  党校还搞出一个什么“红旗党”,这也是康生搞的,他在杨家岭做大报告,说什么河南呵、湖北呵都是“红旗党”。反正周总理管的这些省委都成了“红旗党”。(刘英插话:党校有个特别支部专门管这些人的。)这时候就是真的这样整了的嘛!那时连钱瑛这样的干部也整得很厉害呵,因为钱瑛是在南方局管组织工作的。周总理那时也苦闷得很呵。(刘英插话:他不好讲话呵。)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在外面曾经写了个《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毛主席认为它是个纲领,非常恼火的。这个事情那时就责备到了周总理身上,所以审干后期康生搞的那个“红旗党”出来,周总理是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实际上是整周总理。

  我那时住在山上,我吃饭都要走他门口过,吃饭之前都要到他那里去看一看,我看他那时情绪很不好。但是那时没有总理也不行呵,国民党的这一套也只有总理能对付呵。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总理。整风后期还有人正式向毛主席提出说,教条主义批判得差不多了,现在应该转向批判经验主义。毛主席不赞成。所以毛主席这个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关于高岗事件

  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较王要重视,规格要高。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回来时候苏共政治局委员请你们吃了饭,送了东西。(刘英插话:莫洛托夫讲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当然洛甫同志都如实报告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个。这就又联系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你(指刘英)大概不知道吧。(刘英答:知道。不是也检讨了吗。因为那时他去看他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部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刘英插话:就是。他同高岗在东北一起工作,从国外回来自然去看他,当时还不知道他出了问题呢。)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他就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对他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刘英插话:意思就是把他架空了),这是对他有意见的。后来这个问题慢慢就搞得复杂了。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高岗不是提出中国的列宁问题解决了,斯大林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要当斯大林。毛主席那时都知道他这些活动。

  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高岗事件已经要发生了,这时毛主席要到杭州去,走之前在怀仁堂开了个会,就提出“轮流做庄”问题,结果没有人赞成,都不赞成这个东西。所以开完会之后毛主席就上车了,是我陪他到杭州去的。

  那个会开完以后,高岗就找到陈云,说你为什么反对“轮流做庄”?你应该赞成呵。陈云就说,这个不行嘛!你看哪一个够呵?高岗就说,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报告了主席。所以这时主席就非常注意这个,这你是夺他的权么!高岗对小平也讲了。小平那时就说,咳!都挂了像的嘛!你在这些像里头找么,其他人都不够资格。那时不是有几大书记么,毛刘周朱,你看只有在这里头找么。所以以后高岗就不敢找小平了。小平就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就跟毛主席说了。所以毛主席看中了小平同志政治上厉害。

  庐山会议

  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不是写了个“纪要”么,那时乔木还没有去,由我牵头找了几个书记先写了一段。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这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

  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去看了。毛主席一听这个会上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后来突然一下又来了一个军事俱乐部。这事当初坏就坏在罗瑞卿上,李锐、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在一起从一个什么地方走出来,本来没有事,却碰上了罗瑞卿,他们就有些紧张,赶紧拐了个弯,其实何必那么紧张呢。罗瑞卿这个人是搞保卫工作的,警惕性高得很,马上就去报告了毛主席,这就成了军事俱乐部。至于张闻天、彭德怀他们和聂老总住的是一个大院子,靠得很近,吃饭好像还在一个食堂。当然彭德怀要写信给毛主席这个意思张闻天是知道的,张闻天在华东组讲话他也同彭德怀说过,彭德怀是支持他的。可是你想想看几个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不可以交换意见?你过去不是也说过可以交换,而且彼此要做工作么。如果政治局委员都统统不敢讲话,那怎么能行呢?

  我那时不是在办公厅么,从毛主席那次讲话以后,那些小组的发言都统统提出要求收回。闻天那个发言记录还是我给他送去的。后来闻天自己打个电话给我,他因为看到形势不对,要求把它收回。我说这个问题我决定不了,你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按:八大后张闻天已是候补政治局委员),我问问少奇同志吧。少奇说,就把它收回吧,算了,不要印了。少奇同志那个时候实际上有一套比较正确的思想,以后就不敢讲了。少奇同志也是怕这个事情。他去找乔木讲过,他要乔木去跟主席讲。乔木说这个我无论如何不能代替你,你要讲,你去讲,我不能讲。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呵,你乔木也是在呵。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所以乔木也是非常违心地写那个东西。事实上乔木基本是同意彭德怀意见的。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他那时不是经常跑国际书店买书么。他那时确实是坐下来搞研究。从那以后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

  “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情况

  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

  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呵,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他不是那个时候对小平同志有意见么,说小平同志封锁他么。他以前说高岗时提出过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有个独立王国么,这是讲的高岗。后来“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提出来另外搞个计委,另外搞个书记处。计委他是搞成了,就是把余秋里,还有林乎加他们调来,把李富春架空。李富春这时也知趣,就写封信说我不管了。把全部事情都归秋里去管,余秋里当然是尊重李富春的。当他提出另外一个书记处的时候,当然邓小平同志不好讲话。周总理就讲,这个恐怕不好吧。那个时候他想调什么人当书记呢?他就想陶铸。所以以后说什么陶铸是刘少奇调到中央来的,这对于刘少奇来说,确实是个大冤枉。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另外他还说李富春怕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段又把李富春搞成常委,没有搞几天就又不行了。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关在里头,什么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不是听说毛主席他认为“反周必乱”么。我看他那个时候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帮他支撑那些事情不行。你叫毛主席当总理他当得了吗?(刘英插话:当不了!)所以对于周他是这个样子:一方面觉得这个人也不那么听他的话,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没有这个人不行。而周也善于在这个中间调和。我们过去不是讲周是不倒翁么。周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是一个顶梁柱,如果没有他那就不得了,没有他这个和稀泥,那就不知道国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刘英插话:后来不是毛也不信任他了么?)不信任也没有办法,不信任哪一个搞得了呵?你康生搞得了?王洪文想当总理,但是王洪文也好,张春桥也好,都不行。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摊子这样下去不得了。当然他自己最后归天了,这个摊子也就只有让给后人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对他刺激最大的是林彪事件,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一直拥护他的,是他一个比较忠实的信徒。林彪居然干出这种谋杀手段,对他刺激太大了。所以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老的他都不相信了,就相信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还有江青。所以后来就反常反得极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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