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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这件事上海为什么能做得更好?没有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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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9 10:45: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防疫这件事上,上海为什么能做得更好 没有瞒


  刘远举:上海能有更好的公共政策、公共服务,根本的原因,其实未必是出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硬核强力的官员“,而是民众的权利意识。

  疫情扩大后,上海1月24日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启动了各项应急措施。严格检查出入上海特别是重点地区的车辆与人员,对全部818辆地铁列车每天进行整车消毒保证市民安全,市场活禽交易也全部停止,还关闭了迪士尼和豫园,以及各大旅游文化场馆。而且这些措施都在第一时间通过权威渠道发布了消息。


  对于各出入上海的交通要道,上海卫健委、公安、交通等部门,联合严格监测交通工具上的人员的体温,登记相关信息。对发热人员采取临时隔离、转送定点医院等措施。对已在沪的重点地区来沪人员,上海加强社区排摸,严格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14天的要求,并准备了相应的场地与物资,强调落实属地责任。当然也有被隔离人员抱怨服务还不尽完善。

  上海的措施以及执行效率,得到了不少网友的赞扬。当然上海没有武汉那么大的压力,但在所有面临输入性风险的省份中,上海也算做得不错的。比如,集中隔离是“动员引导”且食宿免费,没有出现强硬的、歧视性的硬核措施,更没有网上传的一些地方把武汉人当犯人对待的情形。

  那么上海在防疫这个公共事务领域中的高效、正确的决策与执行源于什么呢?

  客观的说,上海做得不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上海没有瞒的过程,没有这个前提,后续的工作压力就是适度的,既会重视,认真完成,也能保持平常心,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相比之下,武汉最初瞒报,后续压力过大动作变形,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

  在防疫上上海有很多先天优势。毕竟上海经济发达,财政收入高,有钱好办事。比如受到舆论表扬的“上海快速重启小汤山”,是因为上海在2004年,也就是非典后的那一年,在上海金山区建立了有660张床位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这种未雨绸缪的财政预算,如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也和上海在疫情防控方面的经历有关。作为一个往来人员规模巨大的城市,上海可谓久经考验,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2003年“非典”、2005年禽流感、2009年新甲流、2013年H7N9禽流感,上海的防疫部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外上海作为国际化城市,一直面临各种输入性的疫情风险,比如近年的埃博拉防控。这也是上海公共卫生体系发展得比较好,有自己的小汤山的原因。

  其实,防疫只是上海公共服务的一个方面。纵观全国,上海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比较细致、人性,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在城市应急响应、精细化管理等方面,上海多次成为热议对象。比如虹桥火车站与北京南站的对比,曾经在网上也议论过一阵,几乎一致认为虹桥站给人的体验要好得多。这一次,上海直接将市民熟悉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转为接听市民关于疫情咨询、求助电话,并设立“外语坐席”“手语坐席”。这都体现了精细化的管理。

  一方面,上海市经济发达地区,地区教育水平高,留学人员也多,公务员的竞争更激烈,公务员的素质、国际化视野都会更好一些,也会更加专业。从民风民俗看,这也与南方人更仔细、更细腻有关。在这个方面江浙沪包邮区都做得比较好。江浙一带,受海派文化,受商业契约精神的影响更深,办事更讲实效。

  比如停止来往武汉的道路客运、水上客运航班、公路客运班车,江苏的紧急通知,是1月21日下午发出的。四川是在21日晚上,而武汉封城,则要到23日上午10点。浙江的速度也很快,在湖北还只是启动二级响应,浙江已经是一级响应。而且浙江还提了“十个最”,如最严格的全面排查,最果断的隔离观察和保护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公众聚集活动的管制措施,等等。

  上海做得好的地方,不仅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各种措施,上海媒体也做得不错。

  人的情绪情绪崩溃,往往并不是结果糟糕,而是出乎意料之外,预期管理是情绪管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武汉短时间内通报的病例从40多例猛增到200多例,从“无人传人”到钟南山院士确定人传人,形势急转直下,导致了武汉市民心态的恐慌。如果数字是缓慢爬升的,消息及时释放,更加透明,武汉市民也会更加理性,后期形势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在这个方面,上海方面权威渠道发布信息通报,媒体报道跟踪报道,起到了稳定市民情绪的作用。

  有人在网上这样描述,东方卫视晚上六点的新闻,没有领导讲话,没有喜迎春节,直接进入疫情相关的报道。报道也不是空谈、套话,而是把大家关心的问题,一条条的详细呈现出来,解疑惑。比如,试剂盒为什么周期长,技术难点是什么,哪些厂家在生产;关于口罩,哪些厂在通宵赶工,那个药房有货了。很多人关心的城市防控,避免携带病毒者进入城市,新闻也有详细的报道。电视里机场、高速公路、车站,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在量体温,询问问题。这些透明的信息,给人的感觉,用这个人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城市真的有人在管,这些事有人在做,自己的疑虑和恐惧,有人关心,并且回应。”这就是稳定人心,真正的维持稳定之举。

  在这些原因背后,上海做得不错,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上海市民。

  来自电商的一项数据引发了网友的兴趣:在电商平台上购买口罩的群体中,上海买家人数占据总购买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为全国第一。有些网友因此嘲讽:“上海人最怕死”。其实,这体现的是上海市民有高度自觉的防疫意识。这与上海市民更灵敏的信息接受度有关,而这背后则是更高的知识水平与经济收入。

  更高的知识水平、经济收入则会产生权利意识。

  在众多的公共服务中,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可能是最基本的公共决策。在这一点上,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答案可能出人意料,却在逻辑之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通过对多国饥荒的研究认为:法律、经济、政治等特征决定的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权利关系,最终决定了不同阶层的人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例如,1943年,孟加拉政府为了保证工业地区加尔各答的粮食供应,从农业地区调粮,造成了饥荒。也就是说,在得到粮食这个公共服务上,权利的多寡,决定了得到粮食的多寡。在中国也是如此,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城市居民有更大的权利,就比农民能得到更多的粮食。

  林毅夫和杨涛运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在《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中得到结论:在中国中央计划体系中,食物获取权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过定量配给系统获得食物,而农民却需强制性上缴。

  最终,正如阿马蒂亚•森的结论:“不同的权利导致了不种粮食的城市居民有了粮食,而种粮食的农民却不能果腹。”——不同的权利导致了得到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

  就在这次疫情中,听到网上的一段录音,是一个上海市民在打进某个公开电话,在质疑政府为什么没有管控好进入上海的武汉人。在我看来,这个质疑颇多偏颇之处,要求的无非是“硬核强力驱离、禁止”这类越权措施,接线员也算耐心的在解释。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参与性,这种“我是公民,我有权利质疑”的信心。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经济发达、市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市民的权利意识也较强。

  这种观念,不仅存在于老百姓头脑中,公务员也生活在老百姓之中,也会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于是无形之中,他们定政策、办事、执行过程中都会有这一个弦。最终,就会体现在上海的各个方面。比如,他们会警醒,“这样对待武汉人是违法的,侵犯公民权利的”,而在其他很多地方,很多人根本没这和个意识。

  其实,媒体的报道,无非是公民知情权的代表。媒体的报道,不但可以稳定人心,也能监督政府。武汉的瞒报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如果最初有媒体报道、监督,官员头脑里有外部压力、警醒之心,那么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提前的警报信号,不但可以赢得防控的黄金时段,也能避免中国在全面进入休假之后,猝不及防的遭遇疫情的升级。

  所以,上海能有更好的公共政策,公共服务,根本的原因,其实未必是出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硬核强力的官员“,而是民众的制约,民众的权利。

  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基建,很多时候只是规模指标、数量指标,比如建一座桥,只要建好了,成本多少,通行的车多不多,划不划算,这些效率性的指标就会被忽略。但防疫这件事不同,有着某种对抗性,要求一定时间内,要做出一系列科学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措施,否则病毒不会讲情面,会继续传播。

  所以,防疫的要求比集中力量办大事更难,要求科学的、理性的、全面的、高效的决策。这就意味着,决策要在多方约束下、进行多目标的考虑,而且各方权重要科学,比如,春节晚会与老百姓的需求,孰轻孰重?

  那么,多约束,多目标,以及其权重,如何传递到决策者哪里?这就要求多方有权利表达诉求,从而真实、全面的传递需求以及权重。这样决策层才能得到全面的信息。而这是正确的第一步。

  记得网上曾传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市民在上海某公安局门口被保安截停,让里面的车先出来,虽然他并未让行,但开过之后,还是停下来,质问保安,出来的是私家车,并没有警灯,凭什么截停他。一个地方的市民,敢于这样质问,这个地方的公共服务,当然会更好一些。

  来源:FT中文网 专栏作家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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