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原始文献《红军长征记》揭秘

凡人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原始文献《红军长征记》揭秘


红军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有时竟能下馆子吃辣子鸡，住洋房，同女学生跳交谊舞……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出现在《红军长征记》这本书中，但这部书已被尘封了七十多年。而近几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的此书孤本，引起了各方关注与再版。由此这部“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及其写作故事浮出水面，我们也领略到一个真实而感人的长征。

毛泽东号召大家写长征

中央红军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次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战略大转移，在每个亲历者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不少指战员写下了行军日记，他们有许多见闻和感想要宣告天下。当时上海《字林西报》曾发文说：“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诗史，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

另外，红军到达陕北后，物资匮乏，困难重重，面对国民党军施以经济和军事封锁，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毛泽东就设想通过写文章的办法，让世界了解红军长征和中共抗战，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资援助。于是经毛泽东提议，由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开始组织征集撰写红军长征的忆述文章。但由于忙于东征作战，被指定编、写的一些人无暇顾及，此计划就延宕下来。因而最初发起“长征记”的意图很明确：为扩大长征的影响，为红军抗日筹集资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客观上促进了毛泽东加紧向国内外宣传红军的想法，并决定“采取更大范围的集体创作”。1936年8月5日，毛泽东起草并以他与总政治部负责人杨尚昆联名的形式，发出了一封致各部队首长的电报和一封致参加长征同志的信。题目是《为出版〈长征记〉征稿》。

电报说：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莫忽视。

信中写道：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做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9月5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启事引起了热烈反响。据此书“关于编辑的经过”称：

到了月中旬，有望的氛围传来了，开始接到来稿。这之后稿子便是从各方面涌来，这使我们骄傲，我们有无数的文艺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到了10月底收到的稿子有200篇以上，以字数计，约50余万言，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星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


我们怎样来采录整理和编次这些稿子呢？我们决定以下几个方针：一、同一内容的稿子，则依其简单或丰富以及文字技术的工拙，来决定取舍。二、虽是同样的内容，散在两篇以上稿子里，但因其还有不同的内容，也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爱。三、有些来稿，只是独有的内容，不管文字通与不通也不得不采用。四、有些来稿虽然是独有的内容，但寥寥百数十字，而内容又过于简单平常，那也只好割爱了。五、来稿中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给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以存其真。六、编次的方法，是按着时间和空间。此外关于统计等等，是依着命令报告各种日记和报纸汇集的。

这个“编辑的经过”，是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执笔的，徐因长征中双脚受风寒而被截肢。为了编好这本书，总政治部经中央批准，成立了编辑委员会。此时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到达陕北，她和参加过长征的中央党校教务主任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徐梦秋负责，并由其最后统稿。丁玲对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十分重视，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被稿件的内容深深感动。丁玲在一篇文章里记述道：“新的奇迹似的事态，跟我又发生了，这便是记长征的《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记》一书的原名）……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之外，甚至从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浏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开四肢，躺到编辑者的桌上。”

《红军长征记》一书的征稿是在陕北的瓦窑堡，编辑工作则在保安县，1937年2月22日在延安编定完成。这是由长征亲历者写成的第一部反映长征的书，是我党领导的第一次群众写作活动的结晶。这部书稿收录回忆文章110篇，歌曲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3幅，计30多万字。然而却迟迟未能出版。当时燕京大学学生赵荣生（笔名任天马，建国后曾任工人出版社副社长），曾在延安采访主编丁玲，并于上海刊物介绍了这部书的编辑情况：起初，由参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断的文字叙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了百余篇。将这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顺序排列起来，乃集合成了一部长篇巨著。经过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后，始成为现在的正式初稿。这初稿现在已抄成24份，正由许多身经长征的人补充，并由富有文学修养的人修改（其中的一份已被带到上海去了）。等到这24份初稿都修改完毕之后，再聚会讨论，选择最完善的一本作定稿。“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二寸的一份。这些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的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地写上无数极小极小的字。”丁玲表示：“能在外面发行更好，有困难呢，我们自己来印。这部东西自然的有它历史的价值。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流传到全世界去的。”

斯诺曾在陕北苏区采访4个多月，会见了毛泽东等众多红军将领和指战员，他深为长征的伟大壮举所感动。斯诺后来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其中许多素材皆取之于《红军长征记》中的稿件和图片，使红军长征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当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牧师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化名“幽谷”在1937年7月上海《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并引起轰动，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斯诺随即为促进美国与中共直接合作抗日积极奔走，回美国后先后三次会见总统罗斯福，向他详细介绍长征壮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罗斯福说：“我觉得这样的人（指中国共产党）会赢得战争的。”斯诺建议直接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援助和武器。1945年3月3日，罗斯福第三次接见斯诺，说准备在对日战争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国共产党以援助。罗斯福派出的美军观察组也到达延安，掀开了抗战中中美人民友好合作的一页。通过多渠道的宣传，一个“东方远征神话”逐渐被世人所了解。

那么，作为提供原始素材的《红军长征记》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悲壮而生动的英雄史诗

《红军长征记》是在刚刚结束长征时即开始征稿，因而作者对所见所闻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那些走过“雄关漫道”的红军将士，以生动、鲜活的语言记录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展现了红军长征的整个战斗历程。是一部精心编成的军事文学，一部悲壮而生动的英雄史诗。

首先，昂扬悲壮构成主旋律。作品描述了红军浴血奋战、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经历，每一篇回忆都体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豪迈精神。当年红军走过的川西北地区，如松潘草地的蓝天白云，九寨沟、米亚罗的原始森林等，今天已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但当时红军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严重的缺粮使大家终日忍受饥饿的煎熬，森林中出没着藏族土司武装，不断向红军打冷枪，掉队的同志常常遭到杀害。舒同的《芦花运粮》描述红1军团2师直属队克服种种困难，运送粮食救济因迷路冻饿交加、危在旦夕的6团指战员。当他们及时将粮食运到时，6团的同志们激动万分，相拥而泣。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记述过草地时，大家相继绝粮。而作者宁肯在泥泞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马背上驮一捆柴，宿营时依靠点燃的小火堆，大家一起度过那潮湿寒冷的黑夜。罗荣桓、贾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麦粉贡献出来，煮面汤让大家分享。在艰苦的岁月里，正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使这支队伍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壮举。童小朋的《残酷的轰炸》记述红军在四渡赤水行军中遭受敌机轰炸的悲惨场面：“走到被轰炸的地方，真是使人目不忍看，耳不忍闻，炸伤的同志是在辗转反侧的叫痛，是在可怜的哭啼，是在要求同志们对他的帮助。他们手足断裂了，头脸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地流，然而在同志们安慰时，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这些记录说明，长征是生与死的搏斗，是用鲜血和泪水、汗水交织的战斗历程。

其次，真实的记述中不乏文学性。其中不少生动情节成为后代传诵的故事。刘亚楼的《渡乌江》，叙述渡乌江时勇敢机智的英雄事迹，极为细腻感人。八勇士跃入江中，泅水强渡。两次强渡失败后，又在炮火掩护下强渡，这次三个筏子飞速到对岸，奇兵突降，飞扑守敌，吓得敌人惊慌逃窜。接着又写敌人援兵赶到，双方在乌江边上激战以及最后胜利的一幕。作品剪裁得体，结构紧凑，有头有尾，情景交融，读来令人振奋不已。李雪山的《紧急渡湘水》，描写了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壮烈场面：天色苍茫，黑幕笼罩着大地，高高低低的大路，13师紧急向着湘水前进了。“不掉队！”“不落伍！”一口气跑了90余里，天还未亮，已经到达湘水河边。湘水悠悠流着，秋风凉气袭人，但是阶级的战友们，不管水凉流急，大家毫不犹豫，把鞋袜脱去，“扑通”跳到水里。河水冰凉刺骨……太阳东升了，映着湘水通红，隔江的敌人哪里能追得上呢！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描绘红军攀着铁索向对岸攻击，高喊“要桥不要枪”，对岸敌军从未见过这样不怕死的对手，心理崩溃，纵火逃命。周士第的《吃冰淇淋》讲述红军干部们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顶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淇淋”，谈笑作乐，原汁原味地反映了长征的场景，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

书中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朴实无华，幽默风趣，体现了红军战士不畏艰险、克服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面对围追堵截、粮食奇缺、路途坎坷等恶劣环境，红军战士们依然士气高昂，苦中作乐，笑对困难。为了驱赶疲劳、困乏，战士们在安全的路段，或唱歌，或讲故事，或说笑话，以活跃气氛。“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大扯乱谈，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激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以致组成了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再加上我合股的‘牛皮公司’……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乱谈，也忘记疲劳。”（李富春：《夜行军》）。在一篇写夜行军的文章里还有生动的描写：“这样的路愈走愈小了，又不平又有烂泥，更有树根，大家还是‘哗啦哗啦’地跌个不止，尤其是那广仔跌得更多，最有趣的是他那‘连放四炮’。……当他跌一跤时，老曹就说：‘再来一炮，’走两步果然又一跤，老曹又唤：‘连放三炮’，不一会儿又一跤，老曹又唤：‘连放四炮’，又跌了一跤，笑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书中像这样轻松诙谐的片段俯拾皆是，红军战士笑对困难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第三，体裁、风格多种多样。既有散文，也有诗歌；既有日记体，也有一般叙述体；有的综写数事，有的一事独描。绝大多数情真意深，文字优美，不仅善于叙事，也善于抒情。作者有董必武、谢觉哉、张云逸、萧华、彭雪枫、陆定一等44人，有的一人就写几篇、十几篇。其中有些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如陆定一的《老山界》、杨成武的《突破天险腊子口》、徐特立的《长征中的医院》、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等。而大多数作者没有受过什么写作训练，有多少话写多长的文章，有多少感受抒多少真情，朴实生动，真切感人，没有任何雕饰和造作。长征初期红军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遭到前后的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张爱萍的《从两河口到马蹄街》描述红3军团4师行军中边走边精简行李，“宣传队的小鬼看到把他们演戏的道具——土豪穿的缎子长衫、小姐穿的旗袍都丢了，痛心得要哭出来。其实上级命令连多余的文件、书籍都烧了，怎么可能留下这些东西呢！”莫文骅的《在重围中》记述了抢渡湘江那段惊心动魄的战斗：头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追兵，红军队伍被打乱，自己的马也险些丢失。然而红军凭着顽强的精神，强渡湘江，摆脱了敌人。

《红军长征记》还收入了3首诗歌，很有特色。如曙霞的《小茅屋》，颇有白居易《卖炭翁》的风格，最后几行：“茅屋梁上少包谷，家人下体多无裤！借问贫穷何至此？苛捐杂税如狼虎！兄弟流离爹娘死，卖儿鬻女偿不足。何如参加红军去，拼得热血换幸福！”曙霞的另外一首诗《渡金沙江》是一首长达百行的新体诗，“谁说长江天堑，看红军等闲飞渡！”诗中还诙谐地嘲弄和揭露了敌人对红军围追堵截的失败：“周（浑元）、薛（岳）打电告捷，大获全胜——缴到红军半双草鞋。”陆定一、贾拓夫合写的《长征歌》，是一首按照“孟姜女哭长城”的曲调填写的诗，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写到1935的9月，每月一首，每首四句，选取长征中本月的典型事件熔炼成诗句，对长征的全过程及各个重大事件作了诗化的表现。有的当时就被谱成歌曲，在红军中传唱。

丰富而真实的史料记录

这部书的作者，都是这次战略大转移的亲历者，他们的作品经过初选之后，又送给长征中的一些指挥员或领导人审阅过，因此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

当时是怎样从瑞金迈出去的？部队装备如何？群众有怎样的反映？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十月十日的黄昏，从瑞金雄赳赳地出发了”；“号音响了，尖锐的声音激动着每个战士的心弦……队伍出发了，红色战士一队一队的由各个村庄，一线一线不断地继续向着于都河进发。马声、担子声、刺刀摩擦声、步伐声、歌声、互相错杂着。”“红色战士一面前进，一面谈笑着，他们活泼愉快兴奋的情绪，不断在他们的笑脸上流露出来”（李富春：《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弟兄》）。作品还描写了苏区“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的感人场面，“红军家属和儿童团的小兄弟们，一堆堆站在路旁相送，他们手里有的拿着草鞋，有的拿着衣物，有的拿着银线，候他的儿子、丈夫、哥哥、弟弟经过时作临别的礼物”（彭加伦：《别》）。有些作品还写到长征出发时的装备，“战士们身上的装备很整齐，衣服都是新的，背包是一律的，每人两个或四个手榴弹挂在胸前，草鞋每人有三双”“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都是我们苏维埃工厂制造的，出发以前才发来的新家伙”。这些记述，使人们看到了长征开始时的红军队伍。

当初撤离江西苏区时是没有明确方向的。董必武在《出发前》中说：“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

飞夺泸定桥、冲过大渡河的战斗，是长征中惊心动魄的一幕，显示了红军所向无敌的精神。对此《红军长征记》有六篇作品作了充分反映，写得极为真实、壮烈。1935年5月，红军长征到达川南的泸定县，准备抢渡大渡河。凑巧的是，70年前的5月，太平天国领袖之一石达开在此渡河全军覆没。同一地点，同一月份，使蒋介石狂妄预言：要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但是，结果他的预言彻底破产了。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在记录巧渡金沙江和会理战斗的同时，考察了川西的县城、民风、文化，还根据清人笔记将石达开史事作了一番实地对照和考证。文笔流畅而富有学者风范，既如实记录了革命历史，也给后人留下了学术研究的素材。彭加伦的《飞夺沪定桥》、罗华生的《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的经过》写得更为详尽：夺取铁索桥的战斗是1935年5月15日开始的，左路军先头第，4团担任这一艰巨任务，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具体指挥，2连的22个英雄冲上只剩下铁索的泸定桥，冒着对面敌人的炮火冲过去。书中还保存了冲锋队的编组分工、带队连长、具体战斗情况等十分珍贵的史料。

长征途中冲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的时间、事件及经过，都有生动详细的记叙，特别是谭政的《最后的一道封锁线》，把道州战斗写得很具体，担任主攻部队的行动时间交代得很明确，为我们了解这一重要事件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历史根据。

关于两次占领遵义的情况，在建国后的一些文章中说法不一。《红军长征记》中至少有四篇作品，对此史实作了极为详尽的叙述，它们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艾平的《第二次占领遵义》、舒同的《遵义追击》和陈士榘的《三过遵义》。这几篇作品对于占领遵义的意义、战斗经过、占后情况、军民关系、最后撤出遵义城的时间等，都写得生动具体。这里保存了两件十分珍贵的史料，一是占领遵义的第六天，在遵义中学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遵义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朱德都出席讲话。会后，红军与遵义中学学生队进行了篮球比赛。另一件史料是记述第二次占领遵义战斗中，红1军团参谋长邓萍的牺牲经过：包围遵义时，他与政委张爱萍为了观察敌军兵力部署，具体制定攻城方案，匍匐靠近城下，正在土墩后面用望远镜观察时，被敌人击中，邓萍当即牺牲在张爱萍的右臂上。

当年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镇等多种情况，是红军首次记录的。读此书不仅使我们了解红军在长征中的战斗行军，而且了解到许多过去没有文字记载、鲜为人知的民俗风情。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生动记录了凉山彝族群众的生活情况，以及刘伯承与小叶丹在海子边结拜兄弟的民族团结场面。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生动描述了藏族官寨的建筑特色，惊奇在荒凉地区能建起这样坚实壮观的碉楼。藏族土司的佛堂里虔诚地供奉着金碧辉煌的菩萨，在书房中却摆着汉文的《三国演义》，既有藏族传统宗教信仰，也反映出汉族文化传播的情况。由于红军的经过和谢觉哉的记述，土司宫今天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旅游者。尤其值得地理学家重视的是，该书中有关红军长征的“里程表”，其中多数地名都是首次记录，当年的地图并无记载。今天经过考证才知道，有些地名并不准确，是行军时向当地人询问，听口音记录的。如翻越六盘山时经过一个叫“布置要岘”的地方，准确的地名是“堡子崾”。一些藏区地名如“打鼓”“芦花”等，都是藏语音转，与汉文的字意无关。如同地理大发现一样，正是因为红军走过，这些偏远地区的名称才被记载下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佐证。

《红军长征记》附录《鸟江战斗中的英雄》《安顺场战斗中的英雄》，另附有《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详细记录了行军月日、出发地点、经过地点、宿营地点、里程；《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详细记录了月日、省份、名山、著水、封锁线及关口、要隘、草地、备考。《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表》统计表明，红一军团在长征中历时13个月、371天，其中经历汉族地区246天，占66.3%；少数民族地区92天，占24.99%；苗族地区21天，占5.66%；彝族地区5天，占1.84%；回族地区4天，占1.07%；瑶族地区2天，占0.52%；壮族地区1天，占0.26%。《红军第一军团长征所处环境一览表》中详载，一军团在371天的长征途中，白天行军238天，占64.1%；夜间行军18天，占4.8%；作战15天，占4.0%；休息100天，占26.9%。

由于将士们撰写这些文章时，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不受外在因素影响；长征途中的种种战斗经历仍历历在目，是最真实的长征记忆，因而具有无可替代的最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为研究军史、长征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艰难的出版历程

《红军长征记》（《二万五千里》）当初由徐特立最后排定目录和审定，并由因伤锯掉双腿的宣传部长徐梦秋等十多人誊抄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考虑在延安以外出版的问题。

此书曾通过党内交通员将誊清稿本带到上海，交给了在上海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冯雪峰拿到《二万五千里》稿本后，原打算尽快在上海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等人通过选登期刊和出版摘编本等方式，尽量将书中的内容传播开去。于是在上海刊物《逸经》上出现了董健吾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连载。一本署名赵文华的《从江西到陕北》的书，内容也是从誊抄稿本摘录的。由于在上海完整出版未果，冯雪峰曾将此书誊抄本原件，交由为党做过不少工作的党外人士谢澹如保管。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这部书稿才在延安正式地少量内部印行。当年11月20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出版的话”中指出：

《红军长征记》一书（原名《二万五千里》），从1937年2月22日编好直到现在，已经五年半以上了，其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他的工作，无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这是始终使我们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现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为的是供给一些同志作研究我军历史的参考，以及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资料（近来借阅的同志很多，原稿只有一本，深恐损毁或遗失）。本书的写作，系在一九三六年，编成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书的同志，须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术均是绝对在水平线以下，但他们能以粗糙质朴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

据谢觉哉日记记载，毛泽东认为“长征记”还缺少一篇对长征的总记述，并说“最好由我执笔写”，但由于工作繁忙和时局变化，毛泽东撰写总序的愿望未能实现，成了读者的莫大遗憾。作为撰稿人之一，谢觉哉当时重读该书，思绪万千，心潮澎湃，曾赋诗三首。其一为：“重读《长征记》两函（指上下册），雪山草地旧曾谙。索桥抢渡悬崖扑，多少英雄血未干。”

在艰难曲折中诞生的这部书自然极其珍贵，成了高级干部的必读；然而由于战火频仍几乎遗失殆尽，国内已难见其踪。但一本由朱德亲笔签名的《红军长征记》，60多年后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被发现。据该图书馆主任沈津考证，这本1942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记》，是朱德总司令当年赠给斯诺留作纪念的。此书32开本，竖排，共412页，收有回忆文章100篇，上册42篇，下册58篇，附歌曲10首、路线图等各种资料。封面有“党内参考材料”“总政治部宣传部印”等字样。这部书是记述红军“远征神话”最原始和完整的史料，通过重新出版才使我们得以研究和窥见长征的全貌。而其他的大都为节选本。

1947年11月，冀南书店出版了一个选本《二万五千里》，32开本，草纸竖行印刷，封面有镰刀、铁锤图案，书名下加了副题“长征英雄集体执笔”。在《编辑者的话》中称：“现在我军正胜利出击，全力准备大反攻……本书可以当作部队讲话材料，学校补充教材和干部读物。它会提高我们在胜利前进时克服困难的能力和信心。”选本共收入38篇作品，较原书少62篇。并增加了毛泽东咏长征的两首诗词《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及《红军长征记要》（附长征图）等。

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共收录96篇。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绝食的一天》，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即徐梦秋）的《一天》等4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录52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等人的文章。

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按当时的思维逻辑，是发现长征干部的某些记载与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在人们的认知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可是何涤宙（时任红军大学教务部主任）的《遵义日记》，描写了进入遵义城后十天里所经历的活动，这些活动显得与长征格调有些“不大吻合”。而以今天的眼光看，却反映了长征生活丰富多彩的另一面：

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零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

第一天，进遵义……

第二天，进街上馆子：早起无事，就约同肖、苏、冯三同志去逛街，大家不约而同地找东西吃……到川黔饭店，因为过早未开张，同掌柜商量，掌柜很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熘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一边同我们谈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弄得商人没法做生意，我们也告诉他红军的主张。不一时菜来了，一盆辣子鸡丁，堆得满出来，味道确不坏，大家都很满意，吃完算账，三元多，我们唯一的土豪S·T同志没有来，在座几个人也当不了这个阔“主席”，于是大家凑钱，伙计看了很诧异……

第三天，在土豪家：今天团部分配两家土豪家的用具为我们用……我们去的那家，已经没收委员会初步的没收和检查的……我们将不需要的，多余的分给群众。大人们要鸦片烟的心比要其他东西的还要切，搜出来的三罐鸦片，分了两罐，一支烟枪，转眼就不见了。在贵州，鸦片烟比现洋还通用，这是有使用价值的货币，军阀们抽，不种鸦片税比抽种鸦片捐还重，老百姓不能不种。在贵州吸大烟比上海吸纸烟还要普遍方便，这样不要说是禁烟，连子子孙孙都预定了是个大烟鬼。

今天我们搬到一个蒋师长的蒋公馆去住，在遵义算得数一数二的漂亮洋房子。“红军之友社”满街贴了标语，欢迎朱毛，街上很热闹……我住在楼上，可以瞭望全个遵义，算是蒋公馆里最好的房间。晚间坐在洋房子里，烧着白炭，靠在摇椅上，看着土豪家拿来的画报，我是布尔乔亚了。

第四天，欢迎朱毛：早起街上闹哄哄的，挤满着人，知道是欢迎朱毛的。丁字路上人挤不动了，都是想看朱毛是怎样三头六臂的群众……十一点多钟，队伍都来了，都是风尘仆仆的，一列一列过着，“朱毛来了没有？”群众问着，谁知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正在前面经过，只怪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为什么不坐四人轿，不穿哔叽军衣，使群众当面错过。

第五天：又到川黔饭馆去吃辣子鸡丁，竟有一半是白菜，未免欺人，向伙计理论，他说明天一定做好……

第六天，群众大会篮球比赛：今天开群众大会，成立遵义革命委员会……同S·T又去吃辣子鸡丁，不但没有起色，反而发现有猪肉冒充，欺人太甚！我们问伙计是猪肉丁还是炒鸡丁，伙计着了忙，再三赔不是，只要不当我们是“土包子”就好，辣子肉丁也还可以吃。

大会场在中学校的操场，人挤满了偌大的一个足球场。委员会产生了，一个红军里的遵义小同志也当了选，接着是朱毛的演说，群众今天才真正看见朱毛的庐山真面，“毛泽东原来是个白面书生。”有的群众说，原来他以为朱毛一定是国民党所画的那样青面獠牙的……

大会结束，台上宣布遵义学生与红军比赛篮球，并传知要我出席参加比赛……篮球场已挤满看客，穿着高领细袖裹身长衫的遵义学生队已一条一条如鱼一般地在场上往来练球。自然双方都是一时之选，初次比赛，谁也不肯示弱，我们还是以前在中央苏区打熟的一队，球艺彼此知道，传球连络，素称不差，银笛一响，双方随开始正式比赛。红军打仗是百战百胜，只打得学生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W的远射更使遵义队无法应付，W·T矫捷，更使丈二和尚摸不到头绪，两场终结，十二与三十之比，红军胜利了。大概是W·T在场上英文说得太多了，当我们出球场时，听得学生们纷纷地私议说：“他们都是大学生呀！”

第七天：上午讲了两堂课，下午同S·T去裁缝铺取大衣，小得不能穿，问他为什么不照量的尺码裁，裁缝说皮子不够，真是岂有此理！一件长袍子，改做大衣，袖子没有皮，长只到膝盖，岂有不够的道理，至少赚了一件背心的皮子去。貂皮的一件背心也抵得很多钱，但是未免太过分了呀！剥削得我大衣穿不成，同他争论，又无证据，只得在胁下两条加做棉的，裁缝愿意赔布……回来又同S·T到川黔饭店吃辣子鸡丁，太不成话，少得连盘子底都铺不满，并且大部分是猪肉，大概认为“红军先生”可欺，同S·T决定以后不来吃了，伙计看我们有点儿像发脾气，又来赔不是……

第八天，同乐晚会女学生跳舞：今天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我们晚上开同乐晚会，并且又有女学生跳舞。学生们忙于布置会场，我们的政治教员Y同志特别起劲，跳进跳出，指挥着学生布置。五点钟，晚会开始。照例的魔术双簧过去以后，最精彩的女学生跳舞出台了，穿着红绿舞衣的女学生，从幕后走出来，一阵鼓掌，（随着舞曲）“可怜的秋香”就开始了……跳不像跳，舞不像舞，比起我们中央苏区的S家姊妹，差得太远了。我们还是热烈地鼓掌，因为听说这两位，还是遵义有名的舞星。我们大家要求肖队长来一手……莫斯科带来的高加索舞，虽然个子大些，但是舞起来竟非常轻巧，这才是艺术的跳舞，女学生算是今天开了洋晕。

第九天，准备行动：……直到临睡，还未见出动的命令，依旧在这漂亮的洋房子里过了一夜。

第十天，别矣遵义：半夜来的命令，拂晓就出动，天没有亮，就起来收拾行装，土豪家搬来的东西，完全送给了群众，依旧是十天前进遵义时的装束，穿上遵义的纪念品“大衣”，在八点钟走上去桐梓的马路，又开始我们的长途了。

日记真实记录了指战员们放松后的心情，朱、毛与群众活动的热烈场面，以及成立遵义革命委员会、撤出时间等重要史实。但其中的“享受”就与人们通常对于长征的“艰苦”印象不符，于长征精神的教育格格不入。于是这类文章成为被删除的对象。事实上，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充满活力与情趣。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总书记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干部战士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不得赤脚。日记也没有涉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作为大多数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长征是一本读不完的大书。200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出版社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为书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红军长征记》的原名，分别出版了该书。曾被删去的《遵义日记》等已全部恢复。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信念的青年英俊，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悲伤和痛苦，也有希望和欢乐的战斗生活。一部《红军长征记》也如同经历一番“长征”一样，最终以胜利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伟大而真实的长征永载史册。